5月7日，中央文明辦、文化和旅游部、國家廣播電視總局、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聯合發布《關于規范網絡直播打賞 加強未成年人保護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意見》提出，禁止未成年人參與直播打賞。網站平臺應健全完善未成年人保護機制，嚴格落實實名制要求，禁止為未成年人提供現金充值、“禮物”購買、在線支付等各類打賞服務，不得研發上線吸引未成年人打賞的功能應用或開發誘導未成年人參與的各類“禮物”。網站平臺應在本意見發布1個月內全部取消打賞榜單。同時，網站平臺不得為未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提供網絡主播服務。

此次四部門發聲，為網絡直播打賞劃出紅線。記者連日來走訪家長和網絡直播行業資深人士了解到，未成年人參與打賞一直是直播行業的“癥結”，面對此次最嚴“禁賞令”，家長們拍手叫好。而各直播平臺也在積極落實新規，業內人士表示，短期內“禁賞令”可能會對才藝主播有少許影響，但長遠來看，“禁賞令”有利于整個直播行業的規范、高質量發展。

調查：未成年人在直播間容易“沖動消費”

游戲主播粉絲多是未成年人

市民周女士對于12歲的兒子每天花大量時間看手機直播十分擔憂。起初，她兒子每天放學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拿她的手機看短視頻和直播。到后來，她幾次晚上打開孩子的房間，發現孩子凌晨1時還在用手機看直播。

直到有一回，周女士發現自己銀行卡里少了9000元，消費記錄顯示是支付給了某網絡科技公司。她仔細一查，原來是兒子用她手機在某直播間中刷了3個“嘉年華”。在周女士的盤問下，兒子承認了這件事。她當天就向平臺提出要求退款，但平臺以其當時使用的賬號是成人賬號為由拒絕。

實際上，這種未成年人參與直播打賞，讓家庭蒙受損失的案例不勝枚舉。“未成年人參與直播打賞的問題也讓我們做直播行業的人頭疼，需要平臺設置關卡。”方仁奇是廣州一家網紅主播孵化基地的負責人，他表示，未成年人用家長、成人的手機玩游戲、看直播并充值打賞，平臺判定是成人賬號，而家長反映當時是孩子拿著手機在玩，這種事經常有。“我們每年都要參與協商二三十宗這樣的糾紛。”

走進方仁奇所在的直播基地，這里的直播間都設置得十分專業，每個直播間的面積不超過10平方米，但都有相當于KTV級別的隔音效果，還有專業的美顏和燈光設備。“每個直播間的設備大約花費8000元，100多個直播間光硬件投入就要100多萬元。”

方仁奇表示，每名運維人員要負責兩個直播間，每次直播時大部分精力都用在對內容的控制上，基本上沒空去留意直播間里有沒有未成年人。“如果未成年人拿著父母的手機賬號來登錄和充值刷禮物，我們是無法判斷出來的。”他告訴記者，平臺通過大數據計算對每個直播間的用戶都有一個畫像和定位。在一些直播間，未成年人的占比達到一半以上，甚至大部分觀眾都是未成年人，尤其是在二次元的直播間或游戲直播間。

“這個很好理解，像四十歲的中年人會對游戲和二次元內容那么感興趣，天天上直播間看游戲主播解說游戲嗎?肯定不會，他們也沒那么閑。”方仁奇舉例，之前一名11歲少年拿著父親的手機，分兩次為一位游戲主播打賞了16萬元。最后，少年的父親要求追回這16萬元，但平臺方表示無法認定當時手機是由孩子在使用，不同意退費。最后經過多番協商，平臺才同意退回6萬元。

身份識別難 打賞款往往難討回

方仁奇表示，像這名少年的家長能退回6萬元已經算是幸運的了。“根據以往經驗，像這種孩子拿了家長手機給主播打賞，極少能把錢要回來，因為平臺認定是家長在用手機，打賞行為是出于自愿。很多家長因為要打官司太麻煩，最后都不了了之。” 他認為，禁止未成年人參與直播打賞，非常有必要。

方仁奇坦言，在直播行業的確存在“沖動消費”和“誘導消費”。打賞，看起來是你情我愿的事，但實際上，此前不少主播通過設置賬號等級、打賞榜單等措施，容易讓自控力差的未成年人難以自拔。

以某直播平臺為例，根據打賞金額和用戶使用時間的長短，最高可以分成90多個級別，要達到滿級，打賞金額是一個重要指標。比如，每打賞1萬元就有機會升一級。而每次有高級別觀眾進來，主播都會熱情和他打招呼，并稱其為“大哥”。對于自控力不足的未成年人來說，他們往往只顧一時高興，在手指滑動間就造成了家長的財產損失。

盡管自己從事直播行業，但方仁奇表示，不能把未成年人當成公司利益的“墊腳石”，直播必須為孩子設限，而不是從未成年人身上吸金。“長遠來看，新規對整個行業的規范化發展是有利的。”

廣州某音樂有限公司執行董事房奕晞是較早投身直播行業的人之一。他表示，近年來，在直播中遇到未成年人參與打賞、甚至出手闊綽的情況并不少見。“但對主播來說，他們無法識別出現在直播間的觀眾到底是成年人還是未成年人。”而從過往案例看，如果是未成年人打賞，家長想討回這筆錢，一個渠道是與平臺協商，另一個渠道是通過法律訴訟。但最后想全額要回打賞款往往很困難。

“禁賞令”劃紅線保護未成年人

房奕晞認為，未成年人的世界觀、價值觀還不成熟，對于金錢也沒有科學的認知，有些孩子一次給主播打賞十多萬元，他們可能并不知道這可能是父母一年辛辛苦苦的收入。所以，需要相關部門制定規則來引導和規范他們的行為。

他表示，這次《意見》的出臺，也是保護未成年人的具體舉措，為網絡直播打賞劃出了紅線。短期來看可能會對娛樂主播們的打賞金額有所影響，但長遠來看，這將促進整個直播行業的規范化發展。“畢竟，那些愿意花錢打賞的都是有一定經濟實力并且有空閑的群體，他們花錢打賞是為了獲得一種身份上的認同;總體而言，未成年人群體的打賞占比很低，畢竟他們不具備經濟實力。所以，禁止未成年人參與直播打賞，對行業規范化發展是有好處的。”

“嚴管”之下，直播業如何接招?

直播平臺：對違規誘導實行“零容忍”

新規下，相關直播平臺也在積極行動。某直播平臺就表示，平臺如今已陸續取消打賞榜單，并嚴格要求實名注冊，在現有“青少年模式”基礎上進一步優化產品模式和內容呈現方式，建立未成年人專屬客服團隊，優先受理、及時處置未成年人相關投訴和糾紛;平臺還在每日22時后對“青少年模式”下的各項服務強制下線。此外，該平臺近日發布的公告表示，對明知或應知用戶是未成年人仍以任何形式欺騙、誘導、脅迫充值消費的主播和經紀機構，一經發現將從嚴處罰;在榜單方面也將全面整改，禁止以打賞消費額度為唯一依據對主播和用戶進行排名，下線并調整可能帶來非正確導向的“禮物”，禁止夸大展示、渲染特效等誘導用戶。

另一家直播平臺也明確禁止未成年人參與直播充值打賞消費行為，對惡意誘導未成年人充值消費的違規行為秉持“零容忍”態度，一經發現將從嚴從重處罰。據了解，該平臺“青少年模式”已迭代至4.0版本，每天首次啟動App均以彈窗形式推送“青少年模式”開啟引導頁，啟用該模式后將無法開啟和觀看直播，無法充值打賞，并進入專屬內容池;在直播方面，自6月7日起，該平臺直播將取消“PK懲罰”功能，每日20時至22時單個賬號直播間“連麥PK”不得超過2次。

擠出水分、做精才藝 行業仍有很大發展空間

房奕晞表示，近年來，未成年人利用家長賬號為主播打賞的案例層出不窮，“甚至打賞20多萬元的都有”。作為行業資深人士，房奕晞一直在思考“禁賞令”下直播行業如何高質量發展。他告訴記者，除了平臺，如今對直播行業的監管也越來越嚴格、規范。“擦邊球都不能打，碰了‘高壓線’就會被封號，一旦封號，對主播的經濟收益影響就非常大。”

嚴格監管之下，直播行業從一個輕資產行業變成了一個重資產行業。房奕晞介紹，通常一個直播間需要一個人跟進管理直播間內容，線下直播間要調試設備，由于主播要長時間工作，還要在附近為其找地方住宿。他所在公司一個運營人員管理2~3個直播間，而公司共有40多個直播間，有200多個主播，每個月還要為主播發底薪，光是這一塊支出就需要100多萬元。“如果我們哪一個月沒賺錢，這個月的成本可能超過我們好幾個月的利潤。所以這個行業淘汰也很快，每天都有公司退出。”

但房奕晞表示，直播行業仍在高速發展。一旦主播積累起足夠的粉絲量，收益也是非常可觀的。他介紹，才藝主播的打賞收入要和平臺分成，主播個人大約能拿到30%-50%。和他合作過的有些網紅主播，一場直播打賞收入能有50萬元以上，個人大約能拿到15萬元以上。

房奕晞表示，廣州直播行業本身就十分發達，而娛樂直播行業在國內更是翹楚。“廣州這些年的娛樂主播發展，也體現了廣州文化、娛樂業的硬實力。”

據介紹，娛樂主播是目前各大直播平臺相對穩定的一類。主要類型包括：游戲、育兒、才藝表演、段子、情感、健身、科普(百科)和顧問等。

房奕晞更愿意稱呼娛樂主播為“才藝主播”。“因為很多主播真的是靠才藝吃飯，而不單是動動嘴皮子。”他舉例，像游戲直播是發展最早的直播類型，平臺通過知名游戲主播對游戲的講解吸引粉絲。只要有游戲愛好者在，游戲主播就會有固定的市場。在游戲直播中，很多粉絲打賞都十分闊綽;還有顧問主播，就是為某某行業出謀劃策的一類人，常見的顧問主播有銷售咨詢、法律咨詢、情感咨詢等。

據了解，才藝主播的收入主要是靠粉絲打賞，行業分層很大，有些主播靠著底薪過日子，而做得好的主播一個月幾十萬元甚至幾百萬元收入都有。

房奕晞說，在直播經濟時代，也為那些表達有個性、語言幽默等有才藝的特色主播提供了就業、成名的平臺。這次四部門出臺《意見》禁止未成年人打賞，相當于把其中的泡沫和水分擠出來。只要做精才藝，搭好基本功，才藝直播在今后依然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而不少直播行業資深人士也和房奕晞持同樣觀點——“禁賞令”將倒逼行業堵塞漏洞，實現更高質量發展。鄭遠宗是廣東省網紅直播機構聯盟常務副會長，在他看來，禁止未成年人參與直播打賞，會倒逼行業更加規范。“進入直播間，在那種亢奮的氛圍下，未成年人自制力差，容易沖動打賞，禁止未成年人參與打賞，對于娛樂直播可能會有一定沖擊，但也會倒逼行業更加規范。”

律師：直播平臺應完善審查機制

廣東穗恒律師事務所主任林淑菁律師則表示，家長一旦發現孩子參與了直播打賞，若要討回打賞，證明“打賞”行為是未成年人操作是關鍵。“未成年人大額打賞事件均是使用監護人的身份進行注冊認證，這就造成司法審判中對賬戶實際使用人這一關鍵事實難以認定。有些家長提供的證據材料是在打賞行為發生之后，證明力較弱。從過往經驗來看，法院一般會合理分配此類案件的舉證責任，注重審查未成年人與監護人是否在異地居住、充值打賞發生的時間和頻次等，審慎認定平臺用戶的實際使用人是誰。”

目前，各大網絡直播平臺的用戶注冊協議、充值協議中均會明確約定爭議糾紛解決方式。不同直播平臺的打賞方式也有所不同，有的可以在網絡直播平臺上直接購買并充值，有的雖然是在直播平臺直接購買并充值，但收款方卻并非平臺本身。能否追回打賞款需要根據家長提交的證據及具體案件情況予以認定，不過要追回這筆錢通常難度不小。

林淑菁表示，在發現未成年人進行直播打賞后，家長應第一時間采取措施更改支付密碼，避免孩子繼續打賞;同時，應積極與平臺進行溝通。而直播平臺作為未成年用戶大額打賞事件的直接責任人，應完善審查機制。

家長：應對直播平臺進行信用評級

對于多部門聯合出臺禁止未成年人直播打賞的新規，不少家長都表示支持。市民毛女士表示，兒子有時喜歡拿著自己的手機看直播甚至打賞，讓自己防不勝防。“未成年人自制力較弱，很容易在直播間的亢奮環境下一高興就給主播打賞。現在有了防火墻，我們家長也硬氣了。”毛女士認為，應該對各直播平臺進行信用等級評級制度，對那些故意繞開規定，對未成年人參與直播打賞把關不嚴的企業進行處罰，并降低其評級。“對于企業放任未成年人進行直播打賞的，每發現一起，都應該嚴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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